最近“洗腦教育”一事在香港炒得沸沸揚揚,筆者也趁機瞎扯幾句。
筆者毫不懷疑,“洗腦教育”將培育出為數眾多的憤青。然而,這些憤青對社會有多大的危害呢?根據筆者的經驗,憤青只是一種狀態、一個階段,是可以逆轉的--從“憤青”狀態中醒覺的人,恰恰就是“反動派”的主心骨。
筆者的中學是在一所左派學校讀的,愛國愛澳的標語遍佈校園,在當眼處還貼了胡core訪校時的照片;在課程上,歷史課、公民教育課的全部內容,以及中文課的部分內容,都用來宣揚愛國;除中文、英文是港版書外,其他教科書一律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為了讓氣氛更加熱烈,他們甚至聘了個憤青,來擔任歷史老師;而筆者撫心自問,當年絕對算個模範學生......中學畢業以後,本人又來到內地,在最富裕的省份上了大學;母親甚至一度擔心,本人會在大學期間入黨,然後在某場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
然而在接受了如此豐富的洗腦教育以後,筆者卻寫了一篇篇“大逆不道”的博文(見我之前的政治文)。只能說,洗腦教育搞得太失敗了!
洗腦教育之所以失敗,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
強迫教學。筆者聽聞過一批香港交流生,在內地交流期間全體報讀了《鄧小平理論》,理由是“應該選讀這些有特色的、香港讀不到的課程”。我不知道他們最終翹過幾節課,不過這起碼說明,對於這些思政類課程,香港人也並非完全抗拒的。
但是,要是將思政課搞成必修課,性質便完全不一樣了!
筆者有一個體會:我們只能學會自願想學的東西,強迫教學只會弄巧反拙。通過刻苦的複習,筆者是能夠在歷史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然而時至今日,卻只記住了幾個常識性的年份,至於某某條約是何年何月跟哪個國家簽訂的、條約的內容是甚麼、前因後果是甚麼......對不起,本人早已抛諸腦後了!
而偏偏,為了掩飾罪行、模糊視線,政治被
人為地搞得無聊空洞(見奧威爾的
《政治與英語》)。可以預見,“洗腦教育”也將繼承這種無聊空洞。在追求刺激的娛樂業時代,它對年輕學生顯然缺乏吸引力。一部分學生
或許會為了分數而暫時進入憤青狀態,而當考試一過,甚麼《毛鄧三》又一概忘光了。
換言之,只有自願當憤青的人,洗腦教育才受用。
二、內容矛盾。“洗腦教育”的另一死症是內容的自相矛盾。其難題在於,要將極左的毛澤東和右派的鄧小平都寫成偉人;既要宣揚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正確,又要批評斯大林主義的專橫跋扈、嘲諷朝鮮的貧困潦倒;既要讚頌鄧小平開放市場的高瞻遠矚,又不遺餘力地渲染資本主義的邪惡腐敗......
一個願意思考、願意觀察的人,遲早會發現這些矛盾,發現教科書上寫的盡是鬼話連篇,發現那些所謂唯物辯證的內容,原來是最經不起辯證的。而要讓老師們掌握好這套內容,再傳道授業解惑,最終達至洗腦效果,恐怕難度不小!
當然我不能忽視“雙重思想”的威力。一個堅決要洗腦的極權,肯定會向人民灌輸“雙重思想”的能力,讓人同時接受“左”和“右”的思想,反正“黨永遠是正確的”。所以,內容的自相矛盾,並不足以宣判“洗腦教育”的死刑。
三、缺乏信念。這才是洗腦失敗的根本原因!
中共早已缺乏控制思想的信念,或者說,利欲昏心的他們,已經不記得如何洗腦了。目前的國情,正如我之前所寫的,維穩壓倒一切,“維”,是“舉步維艱”的維!
以最近的李旺陽之死為例,在一個有信念、有決心的極權裡,李旺陽會被送往友愛部,在那裡遭受折磨、接受教導,“學習、理解、接受”黨的思想,然後來到101室,背叛摯親、放棄個人、絕對效忠老大哥,憂黨之所憂、急黨之所急,供認一切罪狀,最後欣然接受處決。(見《一九八四》第三部分,或者阿瑟・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
而中共的處理呢?先設計一場疑似自殺案(或疑似暗殺案),然後匆匆毀屍滅跡,結果一個李旺陽倒下,成千上萬的李旺陽又站了起來。類似的處理手法近年兩次出現在溫州:一是錢雲會案、二是動車事件。這種只求河蟹、剜肉補瘡的做法,最終只會自食其果。
總而言之,筆者從旁觀者和過來人的視角看,不論香港人上不上街、罷不罷課,也不論“洗腦教育”最終推不推行,一切都不會有甚麼變化--只要你們願意用思考和觀察來對抗“洗腦教育”,它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無疑,洗腦是可惡的,憤青是可笑的,五毛是可耻的,但依筆者愚見,游行隊伍中那些機械地喊着口號、卻不思考其中涵義的年青人,其實比五毛憤青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