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0
二零一狗北台灣記(上篇:隨筆數篇)
【序】
公車徐徐駛抵故宮博物院總站,看到橫匾上寫着“天下為公”的牌坊、以及遠方依山而建的宮殿式建築時,我忽然閃出一個想法——這天去的景點,好像在南京都已經去過了。
那是旅途的第二日,1月12日。因為想給馬拉松比賽提前探路,上午臨時決定去總統府走了一圈。據說平日可以參觀、並每逢整點都有導賞服務,不巧這天卻是星期六,無緣進府參觀,更惶論活捉“菜總統”,徒有一支憲兵隊,荷槍實彈,目無表情,守在總統府外的每一角落,嚴肅的氣氛提醒市民遊客生人勿近。
還是速速離開為妙。
這天的第一個正式景點是士林官邸。見過網上有人輕描淡寫地說,“士林官邸除了一幢房子,其他地方參觀都是不用錢的。”是的,花展、玫瑰園和園藝館都很不錯,然而所謂的“一幢房子”就是蔣氏夫婦生活了許多年的那座別墅,那可是這裡唯一的精髓啊!連這幢房子都沒進去過,你敢說自己去過士林官邸?偏偏還真的看見不少旅行團是過門不入、站在圍欄外講歷史的。
官邸經過三階段的修復,終在2011年始向廣大遊客開放,原原本本地呈現了蔣宋當年的生活場景。不過這裡有特別規定,室內範圍不允許拍照。既然如此,最好的參觀方法便是“蹭導遊”,一邊留心看陳設、一邊聽故事:一樓餐廳裡,西式長餐桌旁為何又放了張中式小圓枱?別墅的電梯為甚麼建在屋外?宋美齡的國畫畫板為甚麼是傾斜的?蔣宋二人如何調和作息、飲食、宗教等方面的分歧?......一圈走下來,感受也一樣充實。拍不到照片也罷了,反正類似的東西,在南京美齡宮好像都照過了。
總統府,在南京也有一座;士林官邸,不論題材還是室內陳設,跟南京的美齡宮都簡直如出一輒;而第一眼看見故宮博物院時,我覺得眼前的景物像極了南京中山陵(後來筆者還會發現,就室內部分而論,中正紀念堂較之更像中山陵);而那時候還未決定取消的士林夜市,則大概對標南京夫子廟吧?
可見,作為中華民國新舊兩代國都,台北真是處處充滿南京的影子。最大的區別,或者說台灣與大陸的最大區別,可能就在人的素質方面吧?
【是好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好了?】
去年第一次出發去台灣,正好也是1月11日。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一年內竟去了三次台灣,每次都是借馬拉松之名。感受最深的,是當地人的熱情、友好和好客。
為甚麼隔着一條海峽,兩地的人文差距會這麼明顯呢?究竟是好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好了呢?我在台灣的時間還太短、接觸的人不是服務行業人員就是觀光客、也都僅是萍水之交,更沒有尋根究底地考察研究,固然解答不了這個問題。不過,從短短數天的旅程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個線索: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國人
最簡單的一種假說是,台灣人本來就好,大陸人本來就壞——尤其考慮到台灣歷史上有過半世紀的日治時期,在那個最禮貌國家的禮樂教化下,兩岸的人文教養漸漸拉開差距,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四南村卻給我們訴說了另一個故事,它提醒我們,台灣的人口結構中,除了原住民和歷代登島居住的漢人以外,還有第三種人,就是國共內戰期間退守台灣的大陸人,他們和大陸人同根同源,而且沒有經歷過日治時期。
四四南村位於台北市最繁華的信義區,距地標101大樓僅數分數步程。內戰期間,國軍的“第44兵工廠”從山東濟南、青島撤廠,隨國民黨遷至台灣,兵工廠的軍官、工人帶同家眷,喬遷落戶於現台北信義區一帶,四四南村就是一座供44兵工廠家眷居住的“眷村”。這些人大都祖籍河南、山東一帶,始終保留着北方的生活習俗,吃着小麥、麵條和饅頭,而且由於軍事保密的關係,平時鮮有機會同社會接觸,軍工和家人的生老病死、開枝散葉大都在兵工廠範圍得以解決,眷村裡的每家每戶也是因應人口的增加而違建再違建。直至近年來隨着兩岸關係的改變,這些人才漸漸融入社會。
四四南村只是一個縮影,在台灣各處還有更多類似的眷村,這些人口的比例不在少數。如果這些來自中國大陸、長年與世隔絕、長期在眷村生活成長的人們,在人文素質方面都表現得更像台灣人而非大陸人的話,那便差不多足以說明,不是我們的本質壞,只是某些因素促使好人變壞。
(提示,1966年中國好像發生了一件大事並持續了十年......)
第二個線索:熊孩子無處不在
台灣人是不是從小就比大陸有教養?在基隆海科館,筆者有幸窺見答案。
鑑於筆者去到海科館的時間比較早,最初偌大的展館裡只有筆者一人,安靜得甚至有點不自在。可是好景不長,過不了多久,沸沸揚揚的聲音便逐漸跟了上來,學生一波接一波地來了,年齡大的就國中、高小左右,小的則大概只有小學三、四年級。他們會不顧博物館禁止喧嘩的規定,在展館內嬉笑打鬧、上躥下跳;他們對展品亂摸亂碰,對公物並沒有多加愛護;看到海龜交配的動畫時,男生之間會心懷不軌地開起黃色玩笑。一切的表現,都與我們這邊的學生、以及我在國內見過的熊孩子相差無幾。
所以,事實表明熊孩子無處不在,表明人的本性並沒有區別。為甚麼那邊的熊孩子長大成人後,又會變得如此禮貌而友好呢?唯一的解釋是,教育的力量功不可沒。
第三個線索:周遭環境的影響力
如前文所說,士林官邸內部不允許拍照。為了強調這項規定,官邸門口還特意站了兩名工作人員。結果,儘管官邸內裝飾奢華、佈置精巧、展品豐富,十分適合拍照,實際走了一圈下來,筆者卻連想偷偷拍照的念頭都沒有,也沒見到有誰想這麼做。一位東北口音的大漢進入官邸時,向工作人員拍心口保證,“裡面不能拍照是吧?放心,不會拍的”,說完就把相機收入袋中。諸位可能覺得,遵守規定豈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南京中山陵同樣有不准拍照的規定呢,多少人仍光明正大舉着相機、電話在那裡亂拍一通呢!在那樣的氣氛帶動下,筆者當時也偷偷拍了幾張。這說明周遭環境對個人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力。
筆者真切感受到,台灣熱情有禮的環境,也讓我變得更主動地向人示好。要不是這樣,很難想像我會在自己也不認識路的情況下,用Google地圖給其他迷路的遊客指點迷津;很難想像我會因為聽到三個中年婦女的竊竊私語,便停下腳步為她們合照(其中一人還問我是不是攝影師,不然為甚麼拿着相機。我心想:“算你唔好彩😂”);很難想像我會冒着認錯人的風險,給馬拉松賽道上重逢的大叔打招呼道謝——我在17K附近“出事”時,他竟然回頭跑來幫我拉伸按摩,後來我們又在32K附近重逢了;更不敢想像我會在海科館門口處,主動搭訕把我的金瓜石黃金館票根送給他人(話說基隆、新北的幾間博物館正在舉辦聯合活動,憑黃金館的票根可以140元買到原價200元的海科館門票,但因為我自己對金魚特展有興趣,便買了更划算的主題館+特展套票,出館時再把未用上的黃金館票根送給了一對似乎不打算看特展的情侶)。要是在大陸,人們十有其九會將我當成騙子、票販子、或居心叵測的壞人。
不過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我在中山紀念堂內為地圖蓋上紀念章時,一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粗聲粗氣地問我“那是甚麼地圖,給我拿一份”、並作勢想拿走我的地圖時,筆者也毫不客氣,冷淡甚至略帶怒氣地回應:“台北地圖啊,不是這裡拿的!”幾天以來的禮貌形像一下子丟失殆盡。
第四個線索:或許這是一個相互關係?
鄰近海科館的八斗子火車站,被喻為“北台灣最美車站”,我在這裡第一次乘搭了台灣鐵路——車站之美在於它的景色,從月台就能眺望到一望無際的大海,與海岸線只隔着一條基金公路;至於車站本身,別說美了,根本沒有建築可言。那是台灣鐵路裡等級最低的“招呼站”,一個露天月台、幾張板凳,就是車站的全部,沒有安檢與實名驗證、沒有售票亭、沒有餐廳與特產商店、沒有公廁、沒有出入站台的閘口、就連一個鐵路職員都沒有。
沿途所見,像八斗子那樣的招呼站還不止一個。而即使是十分、平溪這些稍高一級的車站,到了晚上職員也會準時下班,變成無人站。上車下車,全憑乘客自覺刷卡。放在大陸,這樣的火車站簡直不可想像。一百個人裡面,有幾個還會老實刷卡?
筆者覺得,大陸和台灣一個深層次的區別就在於此:一個把所有人都當成壞人,另一個把所有人都當成好人。在大陸,搭火車要安檢、要實名驗證,坐地鐵要安檢,坐BRT要安檢, 參觀博物館要安檢,馬拉松要安檢、要實名驗證、要上手環,就連網吧上網或者買菜刀也還要實名制。
或許這是一個相互關係:你若把人們都當成好人,壞人就會漸漸變好;你若把人們都當成壞人,好人也會慢慢變壞。
【我們的民族,該有點危機意識了】
轉個話題。
到訪台灣的觀光客中,韓國旅客的比例出奇地高。各大小景點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而且是比較不守規矩的一群。在捷運車廂裡,最喧嘩吵鬧的便是韓國遊客;在象山,他們會貪玩地爬到六巨石上;在士林官邸花園,她們會佔着花壇的最佳位置,不停變換着姿勢拍照。而為了迎合這些韓國遊客,金瓜石的黃金博物館就連檢票的大媽都通曉韓語,深受歡迎的礦工便當更有酸菜和泡菜兩種口味可選;在十分的天燈老街,不僅隨處都是韓語標牌,甚至還可以見到韓國國旗。
不過,對於一個景點,他們卻例外地嚴肅、細心,並展現出濃厚的興趣,那就是故宮博物院。
在故宮博物院,他們不像陸客團那樣行色匆匆,不會因為兩大“鎮館之寶”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紛紛借出展覽而敗興,更不會像中國大媽那樣,搶在筆者構圖拍照的時候,伸出手機擋在我的相機鏡頭前。相反,他們會緊跟着韓語導賞員的腳步,如飢似渴地聽着講解,細心欣賞每件文物的色澤紋理,用心瞭解的它們的內涵。我看見一對韓國父子,站在一件秦代玉器前,父親諄諄善誘向兒子談論着中國歷史,兒子亦聽得津津有味,並不時發表意見或提出疑問——我固然聽不懂韓國,但還是聽到了對話中的“Qin Dynasty”(秦朝)和“Qin Shi Huang”(秦始皇),再結合當時的語景,便大概得知他們在談論歷史。
置身於這座琳瑯滿目的國寶海洋,筆者不禁覺得有點悲哀。設想要是讓我把那一件件筆墨字畫、青銅玉石、陶瓷金玉介紹給外國友人,要我分辨玉環、玉瑗、玉琮與玉璧,我也必將啞口無言——對於自己民族的瑰寶,我們所知的並不比外國人多。而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對它們還不感興趣——翻查照片,發現自己拍得最多的,多屬外形奇趣、歷史內涵卻未必很豐厚的器具。不知道伸手搶拍的大媽都拍了些甚麼照片,不過多數陸客遠道而來,不也僅是仰慕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的大名?
2005年,韓國人成功將端午節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韓國起源論”從那時開始受國人重視,許多人嘲諷說“世界都是棒子發明的”。然而,看過故宮博物院裡中韓遊客態度的迥異之後,如果我們還沒有危機意識的話,如果我們的歷史書還只顧着吹噓長征精神和平型關大捷的話,就只能坐等越來越多的中華文化被別人搶走了。
【十分囧途】
九份這座黃金山城已經熱鬧了很多年了,而同樣在新北山區裡,還有一座隱世小鎮正在嶄露頭角——比九份少些人,還高了一分,那就是十分。
十分寮最廣為人知的兩大元素,其一是號稱“台灣尼加拉瀑布”的十分瀑布,其二則是這裡獨有的天燈文化——一個屬於自然景觀,另一個則屬於民俗風情。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如有沿着鐵軌而建的特色老街,例如這裡有多座橫跨基隆河的古老吊橋,等等。不過能夠吸引八方賓客遠道而來的,主要還是前兩者。
越來越人把這兩座名字相近的小鎮一併遊覽,可是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公共交通聯繫,必須在瑞芳車站中轉。筆者卻不走尋常路,選了基隆作為中轉站:14日先從台北搭乘公車直達金瓜石與九份,看完華燈初上的九份後,便下山到基隆逛夜市;15日先參觀一個基隆的景區,下午再乘搭古老的台鐵到十分寮,趁天仍亮先去看瀑布,待到夜幕降臨時再欣賞天燈飛升,最後乘“台灣好行”巴士返回台北的木柵捷運站。
整個行程自以為精妙得天衣無縫,唯獨算漏了兩點,致使這段十分之旅成為了整個北台灣旅程中最囧的回憶。倒也並不為此懊惱,像筆者這樣毫無準備的賭博式旅行,撞板豈非遲早之事?
囧途雖然發生於十分,可是伏線應該從上午在基隆海科館時便已埋下。筆者發現,像我這樣金牛座性格的巨蟹座真的不適合參觀博物館,總是覺得雖然自己甚麼都不懂,可既然是花自己錢買門票去參觀的,無論如何都要硬着頭皮認真看。結果費盡精力與時間參觀完,還是甚麼都不懂。故宮博物院如是,基隆海科館亦如是。
結果是,雖然上午9:30便早早到了海科館,可是慢悠悠地看完全館、吃完午餐、再玩完旁邊的潮境公園後,已經確定只能趕上15:40的火車了。從海科館旁的八斗子車站坐到十分,火車行程還需要大約一個小時。
最初的兩站,看得見的乘客只有我一個;直到瑞芳車站(前文提到的主要中轉站),乘客們才一擁而上,一下子把車廂佔滿。正是在這列擠擁的車廂裡滑手機時,我發現了自己算漏的第一點:十分瀑布公園冬天17:00關門,16:30限制入場。而筆者要16:36才到達十分車站,步行到瀑布尚需半小時,這次注定與大瀑布緣慳一面了。
不到黃河心不死,雖然明知看不成,下了火車後,筆者還是決定往瀑布走去,讓我遠遠看一眼也好!穿過不長的老街,沿着不甚清晰、甚至有時互相矛盾的指示牌走了約20分鐘,瀑布公園遊客中心始映入眼簾,巨大的標牌寫明“開放時間09:00-16:30”。
從這裡還看不到瀑布,可是前面的四廣潭裡奇石密佈,旁邊正好也有條石梯通往河邊,筆者便作賊心虛似地走了下去,又想起前幾天母親叫我不要單獨靠近草叢、提防毒蛇出沒的叮囑;河邊小徑沒有多長,很快我又將再次回到遊客中心旁、四廣潭吊橋的橋頭,這時候我又心想,走到橋對岸,換個角度看看這些石頭就好。我懷疑有人會從遊客中心出來把我喝止,實際上是我多疑了,而且橋彼岸的景色也還沒有這邊的好。得寸進尺的筆者,這時又被潺潺水聲吸引,繼續前行,果真在前方看見了一座小瀑布!
說實話至此筆者已經心滿意足了,但在筆者之後,還有一對長着東方人面孔卻說着英語的情侶姍姍而來,他們都不打算打道回府,筆者的膽子也一下子壯起來了。就這樣,繼續穿過了觀瀑吊橋、看過盛載於廢舊火車頭裡的“國寶級煤炭”、通過已經打烊的商店街,我甚至開始懷疑所謂的“關門”只是偽概念。卻正在一路高歌猛進之時,我終於遇上緊閉的公園大門了。從這裡尚得以從側面窺見一點點瀑布,可正當我慢悠悠地擺弄相機時,身後小房子的二樓傳來兩隻惡犬的咆哮聲,意圖驅趕我們幾位不速之客。“別吵了!我走還不行嗎?”我心想。
偏偏此時天開始下起雨來。來了北台灣這麼多天,總算下了場需要撐傘的雨了,確保惡犬沒有追上來後,我把背囊裡未雨綢繆了幾天的摺傘取了出來,才發現傘骨早就斷了一根。天色漸漸昏暗,街道就如金門的鄉村一樣空無一物,積水浸濕了我的鞋襪,手上只有一把壞掉的傘可依靠,境況還挺狼狽的。
我又匆匆回到老街,徘徊了一陣子,看了看別人放天燈,在第三次經過網友大推的周萬珍餅舖時,總算拿定主意買了塊招牌咖喱肉餅嚐嚐,小小的餡餅,價錢竟和放一次天燈一樣是台幣50元。我也並非沒想過要放隻“女神愛我”的天燈,不過難道放完這隻天燈,女神就真的不嫌棄我了嗎?更何況,當我和這個天燈合照時,旁人的眼光會是怎樣的詫異?所以想想還是算了。
算漏的第二點是在這時候發現的。筆者理所當然地認為,天燈一定是晚上放的,所以十分、平溪必然是越到晚上越熱鬧的吧?然而十分並非九份,現實絕非如此。
才18:20,天色初暗,鐵軌兩旁放天燈的遊人便漸漸稀疏,商鋪食店陸續打烊,熱鬧的老街正重新回歸寧靜。勢色不對,此地不宜久留了,穿過靜安吊橋,徑直朝公車站走去,果然出事了——在公車站旁的涼亭裡休憩的老人告訴筆者,車已經開走了,下一班車要7、8點才有呢。他建議我去坐火車。
事實上火車也一樣,甚至更糟糕,往瑞芳的車要20:15才有,往平溪的車倒是19:05就有一班,不過從平溪回台北的話,一樣要等7、8點才有的那班公車。那就到平溪去,算是多到一個地方吧。反正十分也已經逛完了,也沒有可以吃晚飯的地方。彈盡糧絕、飢寒交迫、風吹雨淋、進退兩難...唯一的慰藉是那塊古早味咖喱肉餅,味道還真不錯,真後悔沒多買兩塊。
火車不消多久便來到平溪,一如所料,平溪老街上的店舖也都早早關緊了大門。幸好,當我抬頭看見遠處一個熟悉的亮斑時,我就知道自己得救了。看過十分、平溪形色各異的天燈,可是最美的,還是那塊寫着“7-Eleven”的招牌😅。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